中国特色18:习近平爱瞎折腾,“侧所革命”刚失败又开始搞“改地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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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又发动了一场改地名闹剧

来源:大纪元

中共改地名运动,不仅涉及诸如“维也纳”这样的洋名要改,而且“屋背山”“池狗垄”等传统山名也需改。中共搞的这出闹剧,遭到外媒及网民的嘲讽。不少网民嘲讽:要改先改西来的马克思、共产党。

由中共民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发起的改地名运动,正在大陆各地泛滥,目前已扩到广东、宁夏、山西、浙江、山东、四川、福建、海南、陕西、内蒙等多个省份。

中共本次改名运动,官方宣称是因为这些地名含有“大、洋、怪、重”等因素。如陕西列出需要更改的小区,“保利拉菲公馆小区”、“圣地亚哥小区”等因名字“怪异”,“紫薇苑欧洲世家小区”、“塞纳公馆小区”等因名字涉嫌“崇洋媚外”,都需要整改。

海南省民政厅列出84项需改名的地名,其中15家“维也纳酒店”需改名,因为该名字含有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地名,因此被指是“崇洋媚外”。对此,在中国经营着2500家酒店的维也纳酒店集团提出异议,称公司品牌“维也纳酒店”属于合法经营使用的“品牌名”。

浙江温州“曼哈顿”小区被改名为“曼哈屯”,“欧洲城”小区改名为“矮凳桥”小区。

更有甚者,福建三明市把传统山峰地名也列入“怪”的范畴,需要整改。如清流县的鬼坑、铁屎龙山、铁屎岗、屋背山、牛屎窝,泰宁县的饿鬼岭、鬼头坳、鬼垄山,尤溪县的牛屎峡山、猪肚崙、池狗垄等。

对于中共这次改地名运动,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台湾中央社、《香港经济日报》等媒体纷纷予以报导,讥讽中共又在搞运动、劳民伤财。

德国之声报导说,中共改地名运动遭到普遍的“嘲讽”,这跟朝鲜有得一比,并把“嘲讽四起”在标题上凸显。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说,改地名事件引爆舆论反弹,一篇2年前的《王莽爱改地名》文章也很快刷屏,讽刺中共政权正在重蹈历史覆辙,并暗示其可能面临王莽政权一样悲惨的结局。

其实,中共近几年频繁发动一些运动,如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北京拆广告恢复天际线、各地一刀切的煤改气运动、厕所革命、各地统一街面看板、江西砸棺材运动等。

《香港经济日报》刊文批中共政府施政极其粗疏,称其以运动式、一刀切方式去进行社会治理,惹出不少麻烦。

中共改地名运动更遭到大陆民众的炮轰。上海知识产权律师尤云亭(You Yunting,音译)说,这场运动“正在践踏(中共)法律”,“法律不能听任个人好恶来左右。”

有网民说:“阿里巴巴也改个名吧,这不是崇拜阿拉伯文化吗?”

“阿里巴巴”应该改成“乡巴佬”。

还有不少网民嘲讽到,要改掉洋名,就先改改马克思、共产主义、共产党等这些外来名字。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改一下吧,太洋了。”

“马克思,共产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都是西方传过来的,中共才是最崇洋媚外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是崇洋媚外吗?”

“打着西来幽灵共产主义的旗号鱼肉百姓,又把自己的钱和家属都送到西方国家的中共要不要先改改?”

“文革又要来了。”

“文革一直都没结束,改革开放只是假装收手,毛共其实一直都在破坏文化。”

责任编辑:孙芸

胡平、章立凡:

管控与折腾,改地名背后的习时代治理模式?

2019年6月24日 来源:美国之音

从西北陕西到东南海南,全中国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自上而下的居民区和地标性建筑的改名运动。民政部公告宣称整改的重点是“大、洋、怪、重” 等不规范地名,但整改对象显然集中在“崇洋媚外”的洋名。

观察人士指出,从中共建政以来的数次改地名历史规律来看,这场社会性的改名运动背后,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又一次界定。

为什么中共要选在这个时候来一场改地名运动?整改洋名即会增加文化自信吗?改名闹剧背后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的何种政治逻辑和治理模式?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主持人:许波。

胡平:领导造出“新时代”,改名求新立竿见影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在前年的中共十九大和去年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上,习近平思想被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其全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然是“新”时代当然就要来点新东西,改名就是捷径。古时王莽建立新朝,于是改掉官名和地名;俄罗斯十月革命所谓“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之后也是大改其名;文革所谓“史无前例”也掀起改名之风。

胡平说,新政权标榜一个“新”字,免不了要推陈出新、破旧立新,这样才有新面貌。而最简单的、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改地名,新意每个人马上就能感受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改名现象并不奇怪。只是习近平的新时代遇到了麻烦,他既然不敢全面否认邓、江、胡和毛时代,所以便“新”得有限。他改的都是江、胡时代的名称,这样一来,其政治意义就大打折扣,也意味着阻力更大。如果改掉旧社会的名字,旧社会的旧政权没有招架之力,所以会轻而易举。但是,现在他要改变的是自己无法切割的时代,所以不会顺利。

胡平:名字书写时代,习不顺眼成问题

胡平说,美国很多地名来自欧洲和英国,很多移民使用自己家乡的名字,比方说新约克,新泽西,新伦敦,有的连新字都不加而直接用上,没有人大惊小怪。

洛杉矶的中国城早期很多街道名称甚至是中文,也没有美国人认为不妥。后来因为消防队员不认中国字不方便作业,所以才改成英文。

同样,取洋名在中国没有成为严重问题,只有习近平认为是严重问题所以才成为严重问题。如果中国人从来都认为洋名是个问题,怎么会有这么多洋名出现呢?可见多数人比较喜欢,有人无所谓,有些人不喜欢,但是无人上纲上线,也没有强大的民间抗议声音来发起运动要求整治。

胡平说,前些年,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极快,中国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也是雨后春笋,像央视的大裤衩等就是例子。中国成为世界现代化建筑的试验场。很多人对这些建筑有不同看法,大裤衩就被很多人嘲笑。据说习近平对这些建筑也很不满,只是不能轻易拆毁,只好下令说以后别弄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了。

而名字他觉得好改所以要求改回去,而实际并非如此。而且中国民众也不认为这是大问题。毛时代人民饱受压抑,所以开放之后有强烈好奇心要学习外国和模仿外国,取些洋名一点儿也不奇怪。大陆的人名也相同,可以从人名看出时代。

总之,在这些不敏感领域中,人们的创造性和模仿欲望显得特别强烈。这本来不是大问题,就是习近平自己看不惯才成为他眼中的大问题。

章立凡:地名一动全套改,走向荒诞始料未及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觉得改地名的做法就是一个拍脑门儿的决定。现在,大家都在问改名的来源在哪里?为什么改地名?最近一次是民政部、公安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发文,称存在地名的大、洋、怪、重。

其来源比较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之后。2016年3月,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小组称要清理那些地名。此事看来已经酝酿很久,终于动手了。不过,它带来的混乱非同一般。

可能所有小区、胡同要改,还有物业、房管,是否户口本、身份证都改?这牵动社会资源的成本巨大。可能下令的人没想到这个,只是觉得崇洋媚外的倾向要整治,要用党文化或者所谓的传统文化重新占领阵地。真要实行起来,尤其地名是由民政部地名司专门管,改起来非同小可,绝不是领导人拍个脑门儿就可以全面铺开的。

其荒诞不在于六部委发文,而是此后各地方立刻形成改地名运动,都把鸡毛当令箭投入,还有地方利益也被纳入其中。可能各种牌子都要重做,像公交车站牌子,建筑物标牌和地址牌,加上那些证件。这是一大笔投入,对地方来说是要钱要拨款的理由。此事从下令到执行一下子就会走向荒诞。这也是中共政权的特色,其多层化、官僚化和细分工,一旦有利的指令下来就会分解执行直到变成荒诞事件。

章立凡:党文化洋名不少,改名运动或高级黑

章立凡说,中国的确存在本来好经给念歪的现象,比方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就让中共念歪了,确切说是被毛念歪了。他只是强化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主义现在在西方也存在,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后续。中共和苏共都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念歪掉。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晚年都放弃原来的一些学说,自己都在变。而毛抓住其中一点就不放了,朝着利于自己的方向解读,把经念得乱七八糟。话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名词大行其道,算不算崇洋媚外?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是不是洋名,是不是也要改?

所以我认为,真要改掉洋名的话要从中共开始,把党文化中的崇洋媚外名字改掉是否更好,是否可以带个好头?北京拆除建筑物标牌“露出天际线”,最后就是弄得面目全非,人们连路都不认识了。改地名的荒诞程度与以往的作风、做法异曲同工。

章立凡说,本次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引起的反弹非常快。以往是知识分子对驱赶低端提了抗议,商家对天际线提了抗议,但是作出反应的过程更长。本次是体制内或者海外党媒首先开炮,速度高、力度大;而且,现在人们可以在官媒和社交媒体公开谈论改地名,没有障碍,说明惹起了公愤。因为这样的胡搞体制内人也受不了,瞎折腾让人苦不堪言。

正是因为我过去说过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人手上,所以一人要承担所有责任,就是所谓的“裤子上沾黄泥”,有理也说不清了。出的所有问题都要找领导人负责。这样的反弹包含社会情绪,就是人们认为领导人的领导能力不行,于是用高级黑、低级红的手法把反弹掀起来了。

为什么体制内一窝蜂开始改地名呢?除了利益驱动外是否也有高级黑成份在呢?就是故意把此事推到极致,让荒诞不言自明,直至遭人唾弃。是否恨不得让你赶紧走人?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思考下。

一场极左狂潮:文革北京改地名运动始末

多维新闻网:在中国,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住宅小区、大型建筑物的改名运动正在展开,很多城市要求修改“大、洋、怪、重”等地名。其中,福建漳州三座“大桥”被去掉“大”字,连锁品牌“维也纳酒店”被认为“崇洋媚外”要求改名等引发热议。这让文革期间北京等地的改地名运动再次回归公众的视野。

尽管在网络上,各种争议声不断,认为改地名不仅浪费资源,给民众生活带来不便,且在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的现象。但根据地方下发的指示文件来看,这场正在刮起的改地名风潮并非是地方政府的一时兴起,而是来自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地名,到底代表了什么,在中南海案头的若干重大事项面前,改地名为何需要中南海一号人物的亲自指示? 脱开现下围绕改地名本身的讨论,从中共建政以来的数次改地名历史规律来看,这场社会性的改名运动背后,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又一次界定。

较广泛的认知是,地名,杂糅了一个地方地理、历史、民族和语言的一种认同,而改地名则意味着对原有文化的不认同,打碎一种认同,并建立一种新认知。 从前四次改地名风潮运动说起,自称承担了反帝反封建任务,中共建政之初便以“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为理念,要求清理一批带有华夏文化优越感及含有封建帝制代表的地名。

如今广为人知的“珠穆朗玛峰”便是由“额菲尔士峰”(额菲尔士是19世纪中期一位负责测量喜马拉雅山脉的英国人,中共建政后在反帝反封建的改名运动中将由这位英国殖民官员命名的山峰改名)改的。第一轮改地名的风潮鲜明反映了中共在夺得政权之初对仍影响民众的思想意识进行清理。而紧接着的第二轮改地名风潮或许不如第一轮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其在1956年中国推行扫盲的背景下,由汉字简化而促成的改地名风潮,不过那次的改名因为过于重视简化汉字的运用而没有结合当地的文化,修改结果受到极大的争议。

发生在中国文革时期的第三次改名潮可以说是一次涉及范围甚广,影响很深的运动,当时被极左思潮控制的中国以“红卫区”替代“宣武区”,以“红光区”替代“崇文区”,“防修胡同”、“灭资胡同”…….一批代表革命思想、批修灭资的地名在各个地方出现,形成“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的场景。这其中绝大多数的地名在文革之后陆续恢复了原来的名称,但仍有不少保留至今,有意思的是,其中上文所称的“反修桥”“反资桥”经过几十年后在此次的改地名运动中被列入“怪异难懂的‘怪地名’”之列要求清除。

事实上,对于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民众来说,“反修”“反资”并非难懂,只是选择在当下被列入“怪异”加以清理也透露了当前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与那段历史的区别与界线。 此番改地名重点针对的应是第四轮改名风潮后所产生的地名,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中国国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切向先进的西方看齐,于是,“崇洋”色彩地名在中国各地到处可见,“维多利亚花园”“维也纳国际酒店”“洛杉矶城小区”…… 地名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历史上每次改地名的背后都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再界定(图源:VCG) 尽管中共历史上几轮改地名风潮的背景不尽相同,但每一轮改名风潮的时机都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的转折阶段,从对地名的扬弃反映官方意识的转向。

如今在中国全国各地广泛进行的改名运动其实早在2014年中国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之后官方即有意进行地名整改,2016年3月,中国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决定,将针对中国全国范围内整治居民区、街巷存在的“大、洋、怪、重”地名进行清理。随后反映中共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刊文表态:“像‘徽州’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

这次以“保护文化”清理“媚外”的改名运动并非是地方政府的一时兴起,而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一次大整顿。以前文所述,从恢复“徽州”(安徽省黄山市的前名)的名称可知,官方试图通过重拾中国传统文化来唤醒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在中国社会滋生的享乐主义、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 当然,历史上每一次的改名运动都没有避免生活秩序的扰乱、社会资源的浪费乃至历史传承的阻断,尽管此次修改地名刚在各个地方推出不久便迎来关于过度执行的争议,但从中国官方的反应来看,与这些可以调整的意见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更精准的推进这项来自中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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