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88:非法拘禁侵犯人权!每逢敏感时期,中国被关入黑监狱的人数远远超过正规监狱关押的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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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在中国,除了正规的监狱外,各地方政府还以各种名目设立黑监狱,如:访民中转站、访民置留所、精神病医院、再教育中心、访民学习班、再教育集中营、双规宾馆、流动人口收容中心、法制教育中心、、法制教育学校、法制教育培训中心等。有人权律师反映,每到敏感期间,中国各地方政府黑监狱拘禁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正规监狱关押的人犯数量。有些异议人士和上访人员是被长期非法拘禁在精神病医院和再教育集中营。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湖北武汉数十名访民举报黑监狱

    来源:民生观察  北京时间2018年6月28日

2018年6月27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数十访民来到武汉市监察举报投诉中心,集体举报武汉市部分地方政府私设“黑监狱”,长期非法囚禁许多上访维权人士。
据在场人士余敬透露,今天上午湖北省武汉市访民任传新、王华、李喜娇、杨全娇、程翠红、张燕芬、蔡莲、彭爱怀、肖凤萍、余敬等数十访民,相约来到武汉市监察举报投诉中心,集体举报武汉市部分地方政府私设“黑监狱”,长期囚禁上访维权人士的违法行径。

访民们向监察举报投诉中心反映,武汉市地方政府为阻止访民到北京上访而私设“黑监狱”,把一些坚持进京上访的维权人长期囚禁在“黑监狱”里实施稳控。武汉访民提供了一分被羁押者名单,包括有邹桂兰、杨明珠、刘末香、金英、任春华、蔡苗、彭敏、万少华、刘云飞等14人,他们被关“黑监狱”后手机显示关机,家人四处打听也没有任何消息。武汉拆迁户刘女士称,她因到北京上访,曾经十多次被武汉市政府驻京办雇佣的黑保安限制人身自由,并多次被处以行政拘留,在武汉也多次被关进黑监狱囚禁。她披露,在今年两会期间被抓的访民不少仍未释放:“武汉市目前还有许多被关黑监狱的人,这是我们知道的,可能还有我们不认识的(访民)”。

武汉市武昌区访民杨明珠反映,她因为在国营企业上班期间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时间过长导致其患上了严重的职业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必须长期进行特殊医疗。因所在的单位武汉市天工机械有限公司逃避责任,拒绝给她治疗,被逼上访。在上访维权的过程中,政府出于一己私利,多次对杨明珠进行打击迫害,2011年3月15日她在武昌火车站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和街道综治办的人殴打致残。事后,杨明珠和数位访民一起在北京西单路口过马路时被北京警察查出身上带有上访材料,当即被抓捕后送往久敬庄黑监狱,当晚被当地政府从久敬庄截走,用一辆京E65781的中巴车把杨明珠和其他数位访民一起押送回武汉,在车上杨明珠遭到了政府雇佣的黑保安的殴打和凌辱,几位黑保安先是以进行安检为名摸她的下身,接着就是一顿暴打,一直把她打得昏死过去。押回武汉后杨明珠和其他五位访民一起被关进位于武昌区于家头镇的隶属于武昌区610办公室专门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的黑监狱内,和杨明珠一起被关的访民还有刘银之、丁霞、陈丽芬、刘新群四人。目前,访民们已经明显地感受到,自从劳动教养被废止以后,当局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打击迫害访民。访民们认为,不论是哪一种针对访民的非法维稳手段的实施,都是对访民人权的又一次不法侵害,这必将导致访民群体的冤屈加深,引来更大的上访维权潮,这都是政府乱政的结果。

武汉访民肖明介绍,今天武汉很多访民都来了,访民们在武汉市监察举报投诉中心纷纷谴责维稳部门私设“黑监狱”,把许多访民非法关在黑监狱中稳控,如:武昌区访民金英已被关在黑监狱里90多天了、武昌访民杨明珠更是被关黑监狱200多天了、武汉访民王传利也已被关黑监狱70多天。据王传利的家人介绍,王传利是从2017年10月12日开始被关进黑监狱的,一直被关到2017年12月22日才被释放,前后长达七十多天,并且在他释放之时,维稳人员还用黑头套罩住他的头脸,残忍的将他丢弃在一个荒僻无人的地方,让他那里孤立无援,忍饥挨饿,这种做法实在太没人性!现如今,王传利因被长期关在黑监狱里折磨,引发他罹患胃绞痛,近期到医院一查,发现他已经患上了胃癌。

对于数十访民们的集体举报,武汉市监察举报投诉中心的接待人员表示,他们会向有关部分反映访民们的诉求,希望访民们保持耐心,等待政府依法处理。

有一位人权律师反映,每到敏感期间,中国各地黑监狱拘禁的人数可能远远超过了正规监狱关押的人犯数量。有些异议人士和上访人员是被长期非法拘禁在精神病医院和再教育集中营。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滕彪:形形色色的中国黑监狱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2019-03-16,19)

2017年开始,中国政府把超过15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民族关押在集中营。经过媒体报道、人权组织的调查和联合国的关注,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中共当局先是极力否认这一事实,然后又声称这是“职业培训和学习”。于是“职业培训中心”、“培训学校”或“再教育中心”,也成了掩饰黑监狱——集中营的幌子。虽然新疆集中营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但这并不是中共发明的新花样:任意抓捕和集中关押某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如法轮功修炼者),并且采用酷刑手段进行洗脑、思想转化、改变或清除信仰,这就完全符合“集中营”的定义。大规模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法制教育中心”,和大规模关押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再教育中心”,都是集中营。

2003年3月20日,大学毕业到广州打工的孙志刚在收容遣送站被毒打致死,这一悲剧经《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引起强烈反响。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是1982年国务院的《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但由于它承担了社会治理的功能,加上权力缺少监督,在实践中很快被异化:盲目扩大收容遣送对象,滥用暴力和酷刑,疯狂索取钱财,收容遣送站成为人间地狱。2001年《立法法》出台后,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必须由全国人大立法,而不能由国务院制定法规,收容遣送制度因此违宪。孙志刚事件后,我和许志永、俞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公开信,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经过各界的努力,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收容遣送制度是中国形形色色的“非司法监禁”措施中的一个。所谓“非司法监禁”,就是公权力部门未经司法审查(法院审判)程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方式。它违背当代宪法原则,被所有法治国家所禁止。

在中国,已经被废除的非司法监禁措施,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外,还有收容审查制度(1997年被废除)、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被废除)等。劳教制度存在58年,受其摧残的人不计其数,包括大量右派知识分子和法轮功学员、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和著名维权人士曹顺利等。2010年曹顺利第二次被劳教,我作为她的代理律师,发表代理词建议法官抵抗劳教恶法。甘肃戈壁滩里的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从1957年至1960年底,关押了近3000名“右派”,最后仅剩下三百多人。2013年曝光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情况同样骇人听闻。

此外还有“强制留场就业”,即劳改或劳教期满之后强制体力劳动,名为安排就业,实际上就业场所往往就是原先的劳改或劳教场所,没有人身自由,形同监狱,俗称“二劳改”。

仍然在使用的非司法监禁手段还有不少。比如,本次全国人大正在讨论的收容教育制度。收容教育制度针对的是卖淫嫖娼行为,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其违反宪法的道理和劳教类似。卖淫嫖娼并非犯罪行为,但关押半年到两年比一些犯罪行为的处罚还重,实践当中更是存在滥用权力、任意羁押、酷刑、行贿受贿等现象。

另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是“双规”,这个词出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第二十八条:“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听起来不痛不痒,实际上“双规”是令党政官员闻风丧胆的超级法外监狱和酷刑中心。媒体报道的双规期间官员自杀的案例,绝大多数是“被自杀”,也就是酷刑导致被关押人死亡后再制造出“自杀”假象。“双规”是中共党纪践踏国法的典型体现。2018年“双规”改成“留置”之后,除了适用范围有所扩大之外,没有本质变化。

中国政府一直滥用精神病院强制收容,把一些完全没有任何精神病的访民、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投入精神病院。异议人士王万星因为1992年到天安门广场打标语,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而被当作精神病人关押十三年。邓玉娇、安徽异议作家吕千荣、杨佳的母亲等都被关过精神病院,民生观察编写的《中国精神病院受难群体录》收录了大量这类案例。2018年7月向习近平像泼墨的女孩董瑶琼,目前仍被关在湖南株洲市一所精神病院。

此外,强制戒毒、收容教养等,因为没有司法的审查程序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也都是非司法监禁的例子。有些制度,按照法律规定并没有剥夺自由的内容,但实际执行中被滥用、异化成黑监狱。比如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产生的“社会救助管理站”,本来是给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救济的场所,但实践中也几乎变成了强制关押场所。2004年我曾经卧底混进北京朝阳区救助管理站,住了三天两夜;我发现,除了偶尔有丢钱包的外地人主动接受救助之外,没有任何人是自愿进救助站的!里面有残疾人、轻微的精神病人、上访者、拾荒者、流浪卖艺人,全是被抓进去强行关押的。

常有人问我,你在国内“坐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说我没有坐过牢,没进过“监狱”或“看守所”。但我被关押过三次,分别在2008年、2011年、2013年,时间分别是2天、70天和1天。(因为第三次时间太短,在家人或记者知道之前就被释放了,有时候为了避免叙述上的麻烦,我就说只被关过两次。)每次都是被蒙上黑头套绑架,绑架者不告诉我他们从哪里来,不出示证件,不出具任何法律文书,不告知任何理由,不告诉我关在哪里,要关押多久。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绑架犯罪,因为他们“审讯”的问题都指向“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之类。很多维权人士、异议人士都被这样关过。关的地方多数是宾馆、培训中心之类,不是监狱,却比监狱还可怕,我们有时候称之为“黑监狱”。当我们看到报道说,某某人被当局“绑架”、“强迫失踪”了,那他们关的就是这种地方。

这种黑监狱,就不仅仅是“非司法羁押”,而且是一种“非法监狱”。“非司法羁押”的各种方法比如劳教、收容遣送或收容教育,还有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而这种黑监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赤裸裸的国家犯罪。

为什么说黑监狱比监狱还可怕?监狱是合法的关押场所,有程序,有期限,可以会见律师和家人,可以有狱友说话,有时候可以看书、看报、看电视、与外界通信。可是在黑监狱里,这一切都是奢求。

但这只是一种“黑监狱”或“法外监狱”。很多上访者被截访后被关的地方,也是另一种常见的黑监狱,知名的马家楼、久敬庄就是这类臭名昭著的黑监狱。各省市驻京办、信访办也和一些旅馆合作,把访民抓起来之后,临时关押在这些旅馆,然后遣送原籍。这些地方有时挂有“接济服务中心”的牌子,有时候就在“驻京办事处”所在地,更多的没有任何标志,是名副其实的“黑”监狱。酷刑虐待无时无之,甚至把访民打死打残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我和许志永等维权人士,经常在接到访民的求救信息后去这些黑监狱交涉,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访民。2008年底,我们接到河南访民张小玉的求救电话,迅速召集了十多个朋友,经过紧张的行动,救出来7个访民。

有时候法外监狱有一个严肃的或漂亮的名字,比如“法制教育中心”(有的也叫“法制教育学校”、“法制教育培训中心”等)。但它实际上是任意关押和折磨无辜公民的地方,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也有其他宗教信仰者和异议人士。它与法律无关,也与教育无关,更准确地说,它是法律和教育的反面。当局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程序的情况下,对公民进行绑架、关押、酷刑,并进行洗脑(所谓强制“转化”)。这些地方俗称“洗脑班”或“学习班”,关押期限几个月到数年不等。据统计,在中国173个市的329个区县里,有449个这类法制教育中心,1999年以来,超过3000人在这些法制教育中心里直接或间接地因折磨而死亡。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是东北三省河北、山东、四川和湖北。

文革中,“学习班”遍地开花,多数都是惨无人道的法外监狱和私刑场所,里面发生的人权灾难,罄竹难书。文革后,仍有各种“学习班”借尸还魂。上面提到的“法制教育中心”是一种。2005年我和陈光诚等人调查临沂野蛮计生事件时,也发现了大量的学习班,我在当时发布的《山东临沂野蛮计生调查手记》中有详细的论述。全国各地“计生办”所办的学习班,数量多到无法统计,在各类“计生学习班”被关过、被打过的人数也极为惊人,累计可能超过千万人次。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极权体制,企图把民众的一切都控制起来。即使在1978年所谓“改革开放”之后,极权思想和极权模式依然阴魂不散。牛津大学的学者斯坦·林根(Stein Ringen)在他的著作《完美独裁》中,用“全控政治”(controlocracy)来描述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中共政权痴迷于控制,并且极其擅长维持控制。法制和非法制手段,秘密警察和“朝阳群众”,传统控制方法和高科技监控手段相结合,党国体制无处不在,监视一切,掌控一切。有了这样的极权野心和极权本能,这个体制就不能不依赖“法外监狱”和“法外用刑”。如果一切都依赖明确的法律规则,那极权就缺乏足够的“效率”和威慑力。极权专制的运作必须依赖这些法外手段:黑监狱、软禁、跟踪、窃听、酷刑、强迫失踪和政治株连。这就是形形色色的“黑监狱”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废除其中的一种两种,根本不影响这个超级“全控政体”的运转。

2019.3.14,曹顺利逝世五周年,孙志刚逝世十六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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